最近国际政治界大事层出不穷：古巴游行、南非暴乱、美军撤出阿富汗、塔利班高调亮相、北方邻国也开始向国际社会求援......国际局势变幻莫测。
于是，各种视角下的解释纷至沓来——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等。
今天，面对各种各样的国际政治观点，我们的思维能力常常陷入瘫痪，以致于关键事件被噪音事件淹没，重要节点被细枝末节混淆，深层病因被表面病症迷惑，核心推理被琐碎逻辑牵绊。究其原因，在于影响国际政治的变量千千万万，一个长期有效的解释框架， 需要同时囊括军事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学科。并且，由于国际政治的不断演变，国家与文明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外来移民与多元文化，让文明的冲突从国界外延伸到了国界以内。 面对如此新变局，原本占据国际政治学主流地位的学说，比如地缘政治、文明冲突论等等理论框架的解释力，都已在不同程度上失效。更多的是国家与文明的两种影响互相叠加，形成一种更混沌，更难去解释的乱局。新变局往往产生新理论与新视角，而国际政治领域最新的“世界政治学”，正是另辟蹊径，站在国家与文明的视角上，提出的一个全新视角。“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第一人”王缉思老师的《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一书，就是国内相关研究领域里少见的用“世界政治学”视角，去尝试回答当下世界政治种种乱局与冲突的前沿著作。王缉思老师从人类政治追逐的五种永恒价值：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这五个维度——一针见血地洞悉了国际政治中的乱局与冲突之根源。在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中，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几乎都是公认的终极价值，但在现实中，这几种价值之间却常常产生冲突。因为不同国家、民族对五个终极价值有着不同排序，而他们最终构建出的政治秩序，将影响到生活在这一秩序下的所有人。 因此，王缉思的这一视角不但有助于理解国际政治，更是每个人理解自己未来的一把钥匙。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说，在人类的自然状态下，有一些人可能比别人更强壮或更聪明，但没有一个会强壮到或聪明到不怕在暴力下死亡。据此霍布斯认为，保护自己免于暴力死亡就是人类最高的必要。对于人来说，安全的最低标准就是“生存”。失去了生命，其他一切价值对人来说都是子虚乌有。
对于国家和其他社群来说，“生存”也是其他一切价值的起点。就此而言，把安全列于世界政治终极目标之首位，不存在疑义。自古以来，国家和其他政治群体都把“维护和平”作为自己的旗帜。人们有时甚至将“和平”与“安全”等同视之。
但是王缉思指出，和平与安全在某种情况下是相互矛盾的。国家、群体和个人有时不得不用战争或其他暴力手段维护自己的安全。人们通常认为，国家存在的意义之一是维护国民安全，在一个社会中以暴制暴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人类的一种思维定式。
但是王辑思认为，站在国际层面来看，“国家往往也是国际不安全的主要根源”。一国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往往要通过扩充军备、寻找盟国来增加安全感，这却导致他国感到不安全，也采取加强军事力量、结成对立同盟的方式加以防范，这种相互猜忌加剧军备竞赛和战争危险，最终可能导致战争。
王缉思认为，尽管中国GDP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但总体发展水平并不是太高，我们当前仍然以安全和财富为主要目标。对于中国的每一个公民来说，如何解决我们心中的世界秩序，与其它民族国家所坚持世界的秩序之间的冲突，并进一步寻求公正和自由，是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王缉思的《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这本书，做出了发人深省的回答。司马迁曾在《史记》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英国大文豪威廉·莎士比亚也曾说：“金钱是个好士兵，有了它可以使人勇气百倍。”世界上大多数人追求财富的欲望与生俱来，至死方休。人们获得财富的强烈欲望，是政治活动的强大动力之一。从古至今，多少王朝和帝国为了争夺财富而发动战争，攫取战果，又因战争而最终烟消云散。
经济学者庇古认为，尽管促成战争爆发的情况很多，但战争的真正原因，最终不外是统治欲和求利欲二者。这几年，大为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这种论调的一种变形：“中美两国在统治欲和求利欲的冲突上，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场战争”。但是王缉思在《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一书中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指出：经济上相互贸易的水平越高，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就越低。中美双方这些年，都在对方的国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投资，如果战争爆发，破坏的将是自己的财产。站在这个角度，王缉思进一步对世界各个国家的政治前景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其观点穿透了简单的政治逻辑，进入了更深的层面。中国人向来以创造财富的能力闻名于世界，世界各地都能找到华人经商的踪迹，未来中国人也仍然将在世界的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在未来的世界政治局势中，如何用国际政治的眼光，看待全球经济或者跨国投资的前景？
将信仰作为世界政治的第三个终极目标，在中国这种世俗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很可能会引起国人的不解：但王缉思指出，人类的信仰可以大致分为三类：政治信仰或称意识形态信仰、宗教信仰、民族信仰或称之为文化信仰。不同的信仰，对终极世界的想象差异巨大，因此，信仰这个终极目标的冲突性要远大于安全和财富。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问世后，王缉思曾经组织过20几位中国学者做出学术回应，他认为文明的冲突背后，其实就是信仰的冲突。在中国，我们政治教科书经常表达一个观点：境外敌对势力企图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腐蚀我们的干部，使他们丧失信仰。王缉思指出，信仰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会成为政治生活中各派力量争夺的对象。过去的观点认为，在世界各民族逐渐融合的大浪潮下，各国之间的文化信仰也将会逐渐融合。但王缉思不这么认为，他指出政治认同、宗教认同、民族文化认同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关系。他举了一个实际的案例：一位出生于巴基斯坦的男子是虔诚的穆斯林，他加入了英国国籍，并在英国上了大学，本该在政治上认同英国，但他感到英国主流文化同他格格不入，对西方媒体宣扬的价值观也充满反感。那么，在某种蛊惑下，他就可能参加宗教极端组织，甚至成为暴恐分子。中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大量的人才，这就出现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中国能否用经济之外的力量引起他们的认同？中国人该如何与这些与我们抱持着不同信仰的民族融洽相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未来生活的环境。
信仰之后的终极目标，是公正，或称正义。人类对这一问题的阐述和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吕氏春秋·贵公》有言道：“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这里的“公”，实际上就是公正的意思。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服从法律就是服从正义，而立法的根本目的也恰恰是要促进正义的实现。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经济收入差距扩大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世界范围内主要的不公正问题。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被认为同贫富悬殊的扩大有直接的关系。而王缉思指出，作为社会评判标准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法律所定义的公正，只要不违反法治原则，即使最后出现财富不均，也无可非议。最可怕的社会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公正，但是结果却造成了更大范围内的不公正。王缉思惊醒我们，这个社会常常有人假借公正的名义，去实现自己对他人的不公正，而公正两个字又常常能够激起强烈的感情，酿成民众的骚乱。因此，只有真正读懂这本书的人， 才能在自我的公正与他人的公正之间取得平衡。时至今日，自由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普遍承认的核心价值。如果安全是底线，那么自由，无论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都是我们的最高目标。但是，王缉思指出，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也很容易走到它的反面，这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的第二年，埃德蒙·伯克发表了《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一书，批评这种追求自由的革命，已经实际是反自由的国家主义。法国大革命初衷是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但结果充满了暴力与恐怖。特别是在“雅各宾专政”时代，独裁统治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随意践踏人权。罗兰夫人是领导法国大革命的吉伦特派的领导人之一，她为人民追求自由，却被雅各宾派于1893年送上断头台。
临刑前，罗兰夫人留下了一句为后人所熟知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当代国家的自由似乎在无限扩大，个人自由则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极端的自由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为极端的奴役。”王缉思指出，真正的自由，开始于对自己是否处于奴役状态的确认。当一个人懂得了什么是不自由，他才明白何为真正的自由。而站在世界政治的角度来看，每个个体和组织都在追求自由，而自由不可能无限扩大，那么自由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如何得到协调？这也是每个人当下就在面对，未来也将持续面对的一个问题。小到粮食的价格，大到手机的生产，国际政治几乎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很多人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却不比“洋人不肯下跪是因为腿不会弯曲”的晚清进步了多少。一方面，很多“砖家”只想着强行把自己所学的理论塞进现实里，观点只能跟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甚至出现某种精神分裂，分析深度连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比不上。一方面，国际政治也被戏称为“国师学”，任谁都能谈上几句，酒桌上、茶馆里，个个都恨不得高卧隆中，放言高论，什么战国七雄，天下三分，都说的有鼻子有眼。结果，最深刻的问题却被最荒唐、最肤浅、最反智地表达着，那些真正能够提高我们认知水准的经典则被束之高阁。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上文多次提及的王缉思老师这本《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从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中，理解人类社会的价值选择。
王缉思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现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是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少有的，真正关注并有能力回答“大问题”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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